面对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中国，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向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鲁迅、林语堂、胡适等140 余位国人，发表了 244 个“梦想”。
其中，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的话，最为简短有力：“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条件便是：人人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穿越80多年的历史岁月，透过这句略显不雅的话语，我们仍能清晰感受到一种炙热的情感和迫切的愿景。厕所，也浓缩成一个度量文明的鲜明符号。
当今的中国，抽水马桶已经成为大多数家庭的“标配”。城市公厕建设水平不断升级，中国正在集中力量啃下“农村厕改”这块“硬骨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在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在这场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会议上，“厕所革命”上升至国家层面。
厕所是文明的尺度，也是国家发展的注脚。回望新中国70年壮阔征程，厕所映射着国人卫生习惯的改变，影响着亿万群众的出行，关系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全局。“厕所革命”所承载的意义，要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宽广。
四川省彭州市九尺镇农户旱厕被改造成水冲厕所。人民网记者 申亚欣摄
小角落里的大革命
——从爱国卫生运动到健康中国
一克重的粪便约有100万至4亿个细菌。
“男不长，女不生，骨如柴，人变形，体无力，腹水盈。”这是患了血吸虫病的可怕症状。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患病后的人极度消瘦，出现腹水、巨脾等症状。血吸虫病不仅使人丧失劳动能力，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
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大山深处的普格县特兹乡的老百姓曾被这样的痛苦折磨着。
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潮湿的地表孳生出大量血吸虫虫卵寄居体——钉螺。钉螺正是血吸虫病传播的中间宿主。
“原来村里很多人因为这个病，丢了命。”特兹乡的老人回忆起多年前的情景，依然十分恐惧。曾经，四川多地均有因血吸虫病导致十室九空、人绝户灭的记载。
“防治工作的第一步，是动员当地群众去规定的地方上厕所。”四川省疾控中心寄生虫病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人、畜的粪便是血吸虫病的主要传染源之一。
血吸虫病，这一骇人的疾病，直到2015年，凉山州普格县全县才达到阻断标准。
特兹乡乡长方林告诉记者：“卫生厕所和沼气池建设在村中普及率基本达到90%，使用率达到95%，有效控制了传染源。”
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艺彪看来，“厕所革命”不仅促使了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的改善，也改变了大部分村民的旧有观念。“厕所的修建有利于控制血吸虫病及肠道疾病的传染，影响深远。”
四川凉山地区的改厕运动是中国“厕所革命”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环境普遍不整洁，不少农村人畜同居，人无厕、畜无圈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使得疾病控制防疫工作非常困难。一些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肠道传染疾病如痢疾、伤寒等高发。在儿童群体中，蛔虫病的患病率高达70%以上。
农村厕污问题曾在中国广泛存在，这源于农耕文明中“庄稼一枝花, 全靠肥当家”的观念。农耕文明时期的厕所文化，让人们将堆肥、收集人粪尿等视为寻常之事。
在1925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中，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写道，农民们每天都从便池舀起液体粪便，穿过村落挑到田间，给农作物施肥；并且人们在同一条凤凰溪打水和涮马桶。
如何合理收集并处置粪肥，使其既能为农业所用，又不会污染环境，是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问题。
1952年，毛泽东同志题词指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周恩来、习仲勋同志亲自担任前两届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各地区、各部门广泛发动群众，以除“四害”、讲卫生、整治环境为重点，开展群众性卫生活动。
“两管五改” 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以来的农村环境卫生工作的核心词汇，其中“一管”为管粪，“一改”为改厕所。
“爱国卫生运动抓住了农村卫生工作中管水、管粪两个主要环节。通过管水、管粪，改良饮水水源和改良厕所，可以有效控制粪便中的致病微生物对水、食物和环境的污染，降低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同时还可以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产生无害化的有机肥，增加收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指导中心研究员付彦芬表示。
2019年4月，第31个“爱国卫生月”鲜明提出了“厕所革命”这一主题。
与多年前的“管粪、改厕”不同，十八大以后的新一轮“厕所革命”更多了一层健康中国的深意。“厕所革命”的第一环，紧紧扣在健康中国的进程中。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厕所保洁员向记者讲述公厕的改变。 宋子节摄
小厕所里的大民生
——“天大的小事”曾是城市民生短板
人的一生中约有3年的时光是在厕所里度过的。
如厕，这一人们生活的日常行为，被称为“天大的小事”。
“厕所革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着不同的时代意义。 专家学者将“厕所革命”定义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旨在改善公众健康和环境质量。
付彦芬指出，“厕所革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粪便管理，到20世纪80年代的初级卫生保健，到90年代开始的卫生城市创建，再到如今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其与国家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
记者注意到，在卫生状况得到基本改善后，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变中，“厕所革命”出现了新的迫切性——
经济迅速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带来的人口高度聚集与流动人口的与日俱增，1980年城镇人口已达到1.9亿，有限的公厕完全无法满足基本需求。
中国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不断弱化农村对人粪尿等有机肥料的依赖。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些“无法还田”的城市排泄物亟需通过城市下水管道系统处理。
改革开放吸引海外观光客蜂拥而至，当发达国家的人们观望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厕所时，对中国厕所感到的严重不适，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有国外游客向大使馆致信表示，中国风景优美，吸引着广大游客，但是人们低估了公厕干净卫生的影响力。
城市流动人口的骤然增加、有机肥料无处可去、外国游客的批评指摘……在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的双重推动下，改善城市公厕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场厕所卫生的整治，在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与有识之士的大力推进中探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