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赫奥尔西纳·依盖拉斯
亚历山大·洛马诺夫
旭日夫
发展中国家的光辉榜样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大约30年前，我第一次受邀来到中国，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提供建议。从抵达的那一刻起，我就被这个国家深深迷住了。中国人充满热情，他们渴望学习，努力改善生活。我当时就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很快就会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但我当时没有想到，中国会对我个人也如此重要。
能成为许多中国人的老朋友，是一件让我非常自豪的事情。我有幸访问过中国60多座城市：杭州、广州、哈尔滨、上海、兰州、青岛、昆明、天津、成都……也对中国的发展有了更深的体会。那些教会我理解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官员、学者、科学家、企业高管，也有农民、工人、士兵、普通上班族和学生。
2006年，我有幸见到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他当时引用盲人摸象的典故，告诉我看待中国不能只有单一的视角。他说，分析中国需要用横向视角把握不同地区，也需要用纵向视角把握整个发展历程。今天，当我对人讲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时，就尝试将这两种视角相结合。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一直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40年后中国还需要改革开放；第二，中国将在哪些领域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在我看来，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奇迹，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棘手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当前中国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追求发展质量上的提高。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从贸易、金融到外交、国防，从科技、创新到文化、体育，中国的一举一动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近些年来，我一直做客全球各大媒体，就中国时政发表看法。我很荣幸能够为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作出贡献。这种沟通的需求从未如此强烈。举例来说，自2017年中共十九大至2018年两会之间，仅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英国广播公司，我就接受了足足24次有关中国主题的采访。
有人问我，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没有什么是依旧不变的？我回答，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曾经有人说，中国的发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爱国主义驱动的。几年前的一个深夜，在北京结束一场会议后，朋友问我什么时候休假，我回答：“这就是我的假期！” 我想说的是，我被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所激励，从事同中国相关的工作让我充满激情。
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但我却想说，这只是第二位的变化。在我看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第一位的变化是中国人民精神状态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100年甚至1000年之后，当未来的史学家回溯过去，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惊人成就将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转型之一。展望未来，中国的成功转型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光辉榜样，也将对全世界的进步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为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本报驻美国记者郑琪采访整理）
对地区和全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旭日夫
1980年我考入蒙古国国立大学俄文学院，一年后就赶上中文系教授罗布桑扎布从各专业尖子生中招收汉语生。当他问我是否愿意学汉语时，我还有些犹豫：毕竟多数蒙古国民众当时都在学习俄语，我改学汉语会有前途吗？但在父母的鼓励下，我最终选择转入汉语系。这次重要选择，注定让我此生与中国结缘。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蒙古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从事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工作。那时的蒙古国与外界交流不多，虽然我学了4年汉语，实际上对当时的中国知之甚少，对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随着蒙中关系实现正常化，留学名额逐年增加，我终于有机会到中国留学。
1991年，我乘坐乌兰巴托至北京的国际列车到达北京站。下火车后，我乘坐地铁2号线到达西直门站，再换乘375路公交车到位于五道口的北京语言学院。当时我觉得学院离市中心很远，交通也十分不便。如今的北京已经有非常完善的公共交通网，一条条主干道如同城市的动脉，通往全国各地的高铁更是为往来北京的人们提供了极大便利。今年5月我参加中国商务部组织的培训班，第一次体验了上海至南京时速最高350公里的高铁。高铁平稳而舒适，让我深深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带动了蒙古国经济发展。1990年，蒙古国刚开始引入市场经济，就发生了严重经济危机，食品和日用品极度短缺。来自中国的服装、食品、日用品等商品在乌兰巴托十分畅销，深受当地市民青睐。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40年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并取得非凡成绩，殊为不易。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宣布继续扩大开放，促进经济贸易全球化，更加难能可贵。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对蒙古国，对地区和全世界产生的积极影响有目共睹，也将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
（作者为蒙古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本报驻蒙古国记者霍文采访整理）
为世界互利合作提供新机遇
赫奥尔西纳·依盖拉斯
我与中国的缘分始于一本书。16岁时，有人送了我一本《易经》，它使我对中国文化深深着迷，开始大量阅读关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书籍。1979年，当听说西班牙和中国政府有互换奖学金项目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如愿获得了资助。我第一年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第二年去北大历史系攻读研究生。在我印象中，当时北京的大部分建筑只有四五层高，高楼大厦不多。